研究生袁子龙赴津巴布韦开展中资企业“走出去”田野调查

创建时间:  2025-12-03  郭琦   浏览次数:   返回

2025年10月20日,“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袁子龙赴津巴布韦哈拉雷,开展为期1个月的调查,于11月21日回国。这是中心首次在南部非洲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研究。

津巴布韦共和国位于非洲南部内陆,地理位置优越,素有“非洲面包篮”之美誉,其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源远流长的中津友谊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持续为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大量中资企业活跃于津巴布韦的各个经济部门,其投资集中度和活跃度令人瞩目。在矿业与能源领域,中资企业是铂族金属、锂、黄金等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的主力军,同时,也积极参与火力发电站扩建和新能源项目,助力解决当地的电力瓶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企业作为重要的承包商,承担了机场升级、公路改造、水利工程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在制造业、烟草加工、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现代农业领域,中资企业也占据着重要份额,不仅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也引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推动了津巴布韦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转型升级。

田野期间,硕士生袁子龙在一家中资矿企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其在企业ESG方面的工作实践,包括与在地社区、当地政府的互动。同时他还接触津巴布韦本国的公益领域从业者、联合国下属机构工作人员以及津巴布韦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等,开展了多场访谈,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研究中资企业ESG工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津巴布韦哈拉雷Goromonzi社区

调研发现,中资企业在跨国实践中同时面对两种制度逻辑的拉扯:一方面,总部强调“指标化治理”与风险可控,要求项目在 ESG、合规和品牌建设上保持与集团战略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项目落地社区对企业抱有强烈的“成员化”期待,认为企业既是经济主体,也是社区共同体的一部分,需要承担互助义务与本地公共事务的责任。这种“战略统一性”与“地方嵌入性”的双重压力,深刻影响了企业对海外效用要素的理解及其行为选择。

社区居民与酋长

田野观察表明,在跨文化、弱制度的环境中,中资企业往往需要在正式制度缺位与非正式规则强势的情境中寻找合作均衡——既要落实总部的 ESG 指标与治理模板,又必须在社区政治结构、传统权威体系和地方行政逻辑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这种双重适应的过程在实践中催生了新的组织安排,例如跨部门的社区项目协调机制、本地员工与中国管理层之间的“桥接岗位”、以及围绕声誉激励展开的微观治理策略。全球化战略目标与地方社会结构的交互,使企业的海外实践不仅成为资源配置行为,也成为文化学习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供稿人:袁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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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袁子龙赴津巴布韦开展中资企业“走出去”田野调查

创建时间:  2025-12-03  郭琦   浏览次数:   返回

2025年10月20日,“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袁子龙赴津巴布韦哈拉雷,开展为期1个月的调查,于11月21日回国。这是中心首次在南部非洲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研究。

津巴布韦共和国位于非洲南部内陆,地理位置优越,素有“非洲面包篮”之美誉,其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构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源远流长的中津友谊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持续为津巴布韦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大量中资企业活跃于津巴布韦的各个经济部门,其投资集中度和活跃度令人瞩目。在矿业与能源领域,中资企业是铂族金属、锂、黄金等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的主力军,同时,也积极参与火力发电站扩建和新能源项目,助力解决当地的电力瓶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企业作为重要的承包商,承担了机场升级、公路改造、水利工程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此外,在制造业、烟草加工、信息技术服务以及现代农业领域,中资企业也占据着重要份额,不仅创造了可观的就业机会,也引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推动了津巴布韦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转型升级。

田野期间,硕士生袁子龙在一家中资矿企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其在企业ESG方面的工作实践,包括与在地社区、当地政府的互动。同时他还接触津巴布韦本国的公益领域从业者、联合国下属机构工作人员以及津巴布韦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等,开展了多场访谈,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研究中资企业ESG工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津巴布韦哈拉雷Goromonzi社区

调研发现,中资企业在跨国实践中同时面对两种制度逻辑的拉扯:一方面,总部强调“指标化治理”与风险可控,要求项目在 ESG、合规和品牌建设上保持与集团战略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项目落地社区对企业抱有强烈的“成员化”期待,认为企业既是经济主体,也是社区共同体的一部分,需要承担互助义务与本地公共事务的责任。这种“战略统一性”与“地方嵌入性”的双重压力,深刻影响了企业对海外效用要素的理解及其行为选择。

社区居民与酋长

田野观察表明,在跨文化、弱制度的环境中,中资企业往往需要在正式制度缺位与非正式规则强势的情境中寻找合作均衡——既要落实总部的 ESG 指标与治理模板,又必须在社区政治结构、传统权威体系和地方行政逻辑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这种双重适应的过程在实践中催生了新的组织安排,例如跨部门的社区项目协调机制、本地员工与中国管理层之间的“桥接岗位”、以及围绕声誉激励展开的微观治理策略。全球化战略目标与地方社会结构的交互,使企业的海外实践不仅成为资源配置行为,也成为文化学习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供稿人:袁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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